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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陲性」就在台灣

邊陲相對於核心,核心來自於經濟、軍事或文化的權力。核心競爭激烈收益大,邊陲感覺安心但收益小。核心是逆流而上,邊陲是順流而下。核心是世界以我為中心,邊陲是我圍繞著中心。核心出了一個車禍也成為國際新聞,邊陲死了幾萬人也沒人管。核心吸納周邊資源,包括經濟與人力資源,因此絕不可能「純化」。但核心又是一種純化,它的純化是形成風格、影響周邊,在廣大的範圍內鶴立雞群,睥睨四方。 核心是現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偶或趨於保守,邊陲則有改進、革新的空間與意願,可以成為新事物的發生地,因此使其存在崛起、成為核心的可能。例如秦國相對於中原是邊陲,威尼斯相對於拜占庭是邊陲,荷蘭相對於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是邊陲。崛起來自於邊陲,是語義也是現實中的必然。 邊陲可以依靠技術或觀念的改革崛起,在其成為核心的過程中,可以在經濟與文化上展現影響力。但若缺乏政治軍事力量的保證,則核心將吸納、學習來自邊陲的新技術、新觀念,從而鞏固秩序。基督教文明的邊陲美國,就依靠了征服大半個北美洲,使其從邊陲躍升為核心。 紐約是一大核心,以聯合國之所在而為世界首都,其人種之複雜也堪稱世界之最。只不過作為核心,有軍事保證安全、有經濟的誘因,也有文化上的蠱惑,因此各地移民「入美國則美國之」,人種複雜不是個大問題。「世界性就在紐約」,因為紐約是世界的中心。 台灣長期是邊陲地區,因此才會不斷更替宗主國,從荷蘭、清朝到日本。一九四九年後,台灣成為冷戰秩序下美國陣營的邊陲。這種意涵上的「世界性在台灣」,和前述的「世界性在紐約」南轅北轍。 幸運的是,台灣不像許多掙脫殖民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想「關起門來成一統」,而是開門迎接美國的新技術、新觀念,於是經過數十年發展,到八十年代依靠經濟與包含民主制度的文化力量,成為華人世界的「燈塔」,當時中國大陸擔心被「開除球籍」還來不及,則更是邊陲。 許信良的「新興民族」論希望鞏固當時台灣的核心地位,可惜曲高和寡。由於在戰略上、思維上未能轉型,現實中也沒有足夠的政治與軍事資源以保證自身的安全,因此台灣「不敢」吸納中國的經濟與人力資源,於是甘於邊陲,漸漸從華人世界的核心區滑落。相對的,新技術、新觀念的傳播中心迅速崛起,北京、上海乃至於廣州,都即將或已經超越台北的影響力。 台灣也許還有點像個核心,面向世界的CNN或BBC都提醒人們颱風韋帕來了。可惜兩個國際新聞網雖然都說韋帕颱風來了,卻又都是強調她將撲向上海。「世界性就在台灣」?嗚呼! ============================================== 世界性就在台灣 中國時報,2007.09.18,A15 周奕成 台灣原本就是世界的島嶼。四個世紀以來歷經歐洲與亞洲帝國主義的殖民,上個世紀後半期以來,又置身在太平洋兩岸的陸權與海權國家的地緣政治交界。這樣的島嶼,本來就是非常世界性的。外來血統、外來語、外來物、外來文化,隨處可見的例子,都證明台灣是世界的島嶼。 台灣從來不曾被世界所排除,也不會被世界所遺忘。但是我們一直存在著被世界排除和被世界遺忘的焦慮。非常弔詭地,這是因為我們在戰後歷史上歷經了兩個階段的台灣純化運動。兩個階段的台灣純化,分別是由外來政權與本土政權所推動的。 台灣戰後兩個社會的權力集團,都曾企圖將台灣的歷史純化。一九四五年之前,生活在台灣的約有六百萬人,可暫且叫做第一社會。在一九四五到四九年前後,隨著國民黨軍隊來了兩百萬人,稱做第二社會。第二社會的政權號稱代表全中國,因此以「中央」的少數人統治著「本省」的多數人。其後四十年間,代表第二社會的國民黨政權進行著消除台灣之世界性的意識形態計畫,也就是用台灣是中國之一省的神話,來取代台灣是世界島的事實。配合著台灣政府在國際上的逐漸被孤立,以及台灣人民在資訊、經濟活動及交通旅遊的被封鎖,台灣的世界性一度消失或被遺忘了。 一九八○年代後期,台灣解開了自己的枷鎖向世界開放。九○年代,台灣的第一社會逐漸獲得其做為多數人所應得的政治權利,公元兩千年民進黨執政了。代表第一社會的民進黨政權,確實是本土的,也是民主的,但是她另有一套游移在開放多元與封閉獨斷之間的意識形態計畫。掌權的第一社會菁英,一方面宣稱台灣是世界島,但卻有一小部分人想要把台灣進行另一次純化──消除華人性的純化。他們說中華文化是外省人帶到台灣來的,中華文化是落後的,也使得台灣人在意識上無法脫離中國的影響,因此要進行台灣文化的純化。他們忽略了這個事實──台灣的華人性或中華文化,並不是外省人或國民黨政權帶來的,而是本來就在這裡的,早就跟著我們的祖先一起來的。台灣沒辦法純化。 台灣並不需要純化。台灣的歷史非常混雜,不需要純粹性。追求台灣的純粹性,最終都是徒勞無功。這可以從台灣與亞洲的關係來理解。台灣屬於亞洲。亞洲的本質即是沒有本質。亞洲的本質是多元、豐富、混雜。稻米文化、儒家文化可以算是亞洲的特色,但也並不代表整個亞洲。 台灣和亞洲的關係太密切了。不必追溯到南島民族的遷徙,光是看台灣歷史上最近一個階段的漢人移民國家,就知道台灣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命運是緊緊相繫的。一九四三年,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的最末階段,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採取跳島戰術,從澳洲北上反攻,本來選擇在福爾摩沙與日軍決戰,後來選擇了菲律賓的呂宋島而跳過了台灣。菲律賓承受了慘重的傷亡,而福爾摩沙則幸運地沒有成為殺戮的戰場。後來幾十年,人口為台灣三倍的菲律賓,發展卻遠落後於台灣,替台灣受難的菲律賓人還成為台灣人的外勞和幫傭。 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由於美國擔心共產黨力量伸入東南亞,於是派出第七艦隊防禦台灣海峽,逃到台灣而搖搖欲墜的蔣介石政權才獲得喘息機會;次年簽訂的舊金山合約是強權的特意安排,將台灣的地位模糊化,遂使得台灣獲得了成為一個國家的機運。韓民族的內戰讓台灣有機會脫離共產中國的控制,而能夠在冷戰體制鬆動以後發展出華人世界的唯一民主。台灣的命運,怎麼不是與亞洲的命運、世界的命運緊緊相連呢? 台灣與亞洲的關係,對於台灣的國際參與是大重點。台灣必須要認識亞洲,要欣賞亞洲、感謝亞洲、尊敬亞洲、認同亞洲。台灣人理解亞洲,就會欣然接受自身的混雜性。放棄對純化的無謂追求,也就是肯認自身的世界性。世界性本來就在台灣,台灣不會脫離世界。多元、豐富、混雜就是台灣的主體性,也是台灣的世界性。台灣參與世界的口訣是:開、放、開心、放心。 (作者為第三社會工作室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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