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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苯水外洩事件

「改革開放」以後,大陸的訊息管制較前鬆綁許多,但中央、地方的聯繫也還組魚重構的過程當中。以吉林省的這次苯水外洩事件來說,就很類似各地的煤礦災難,在這些人禍中,地方政府往往首先考慮的是包庇有力的地方大企業,以此避免地方企業的損失。

這是一個權力結構的問題。在煤礦災變中,倘若問題不被暴露出來,損失最多的是弱勢的煤礦工人;在苯水外洩事件中,損失最多的也是沿岸民眾。然而此一苯水外洩事件,就像一些煤礦災變事件一般,最後紙包不住火,結果吉林、黑龍江政府的結構性偏袒被完全暴露,引起當地群眾的共憤。

民主制度或許有利於改善此種官、商共謀結構,但並非必然如此。這是因為民主制度下,市民社會中的各種權力仍極不對稱,而輿論是一項高價值的資產,往往被有權、有錢的勢力所左右。

民主制度中,組織起來的弱勢群體有可能平衡官、商的權力,話說回來,若群眾沒有被組織起來,既有的威權體制也不會主動的轉變為民主制度。

那種民主制度從天上掉下來的國家,民眾缺乏進行組織的發展階段,結果經常維持長期一黨獨大的威權統治(如馬來西亞),或者權貴階級輪番作莊的族閥統治(如菲律賓)。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民眾被貼上「藍、綠」標籤,進行的是國族認同動員,這也顯然不利於弱勢群體的發聲,不利於民主深化。

回頭說,大陸民主化的根本問題仍是如何組織民眾;而中共最忌諱的,也正是民眾自發的組織。民眾不能自發的組織起來,社會的活力也就被壓抑,這也就是大陸的政治與社會相對鬆散無力,以及災變一旦曝光,往往已經非常棘手、難以收拾的原因。

當然,大陸也不是沒有變化,二十多年來,市場經濟已經根深柢固的發展起來,一些自發的環保團體也已出現,因此我們既需看到大陸的問題所在,但也不必因此過於悲觀。

(參見051127聯合報「大陸苯水外洩暴露官僚顢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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